警察在他身上搜出来11瓶蜂蜜，有5瓶装在特制的裤子里。裤子缝得乱七八糟，像是个喝醉酒的裁缝的手艺，针脚粗大不说，还歪七扭八，按着酒劲儿一股股往上泛的频率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，一针恶心，一针头晕，还有一针是底下一阵似有似无的勃起，比心电图还精确，警察没有意识到它的科学价值，仍然让他穿着，保持一个公民尤其是作为当地居民的体面。这条裤子是绒面和卡其布缝在一起的，两种水火不容的布料用晴纶线紧密地连在一起，手艺虽然不好，但是倒结实实用，考虑周全。

卡其布用来承受重量，绒面用来消音，警方这样分析。5瓶蜂蜜装在里面，彼此隔着千山万水，一点响动都没有，走起路来十分飘逸自在。要不是他临时决定多偷6瓶塞在上衣口袋里，他可能还能多偷几年，在市郊盖一座蜜糖小屋。可是没有一个男人的胸上会长出那样的块状突起，看上还去相当坚硬，带着玻璃制品咄咄逼人的寒气，一米开外的店员的眼被闪了一下。这个店员从业多年，一下子就判断出了蜂蜜的产地和价钱，警察来的时候他想也不想就把店里的损失报了出来，说的时候相当愤慨，挥袖打碎了其中的一瓶，老板的脸色立刻拉下来了，当即宣布取消对他的店内公开表扬。

赃物摆在宽大的老式的办公桌上，黄澄澄的罐装蜂蜜，底部一些发乌的沉淀物。现在是十瓶，三个牌子，四个品种，还是没有规律可寻。他的身份已经查明，一个非重点中学的化学老师，这个很容易查明，只消按着身份证提供的一长串数字输入电脑，他的纪录立刻显示出来，清清白白，不过分复杂也不过分简单，出生于本市，离异，住在一个一居室房子里，养了两盆花，洗衣机上放了几件脏衣服，普通的马路牌子，针脚都是南方小城工厂里常用的棉线，笔直地沿着布料边缘快速地飞过去，在尽头留下一个不太经心的线头，女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，完成于三年前的某月某日，毫无纪念意义的日期，监工的脸还是沉着，食堂的饭还是一样难吃，未来的丈夫还是没有出现，生活还是一样没有指望，天气也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，在太阳落山后保持着摄氏一两度的平稳浮动。

小型摩托车穿过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，蓝色的烟雾，蓝色的烟雾，一簇一簇，掉在柏油马路上，被当街的小孩踢来踢去，直到爆裂成一段不太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记忆，随即被否定它的存在，像被删除的电子邮件，因为同理性世界的微弱联系而更不可信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为什么偷蜂蜜？以及由此分支出的若干小问题，为什么是这几个牌子的槐花、荆条、枣花、和荔枝蜜？裤子是怎么来的？谁的主意？谁动手缝制了它？这一切背后有什么阴谋？他是否精神失常？

警察抢占了最有利的地形，当事人就坐在他们对面，双腿套在空荡荡的特制裤子里，像两条过期的压缩饼干，因为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而精神高度紧张。这个审讯室里温度相当低，不排除启动了特殊的降温仪器。

从热闹温暖的小型超市突然被抛到这样的一间屋子里，难免在心理上引发一定的波动，这是国家机器惯用的伎俩，杀人犯从犯罪现场的热烈奔放的兴奋状态被带进来，为了达到速冻的目的，一路上警察同他说说笑笑，提供洗掉衣服上手上黏着的血迹的第二代洗衣粉配方，适宜的水温，你简直不用用力搓洗！然后有热度的血迅速地冷凝了，变成几个红色的大字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威严、不容置疑，没有不用用力搓洗的配方。白炽灯打到脸上，骨骼结构若隐若现，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共性。偶然出现的乱码被快速排除，清洁工一脸嫌恶地扫地出门，同具有英雄气概的法场彻底绝缘，乱码只作为乱码出现。

当事人坐在对面，身量不高，形容平常，如果没有偷蜂蜜，他就是一个最平常的化学老师，有化学老师该有的学识和气质，轻微咽炎，一个捣乱学生的粉笔线画像，缺点被过分夸大了，比如鱼泡眼，在失去松紧度的双眼皮底下，两点虚弱的眼神，从第一次上讲台的躲躲闪闪到现在的无所谓和偶尔闪现的凶狠，凶狠被很好地控制了，在一个化学老师的范畴之内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，他甚至不是个班主任，从不越权去管男女早恋的问题。当事人不说话，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警察的声音在屋子里忽高忽低，最后他们自己也厌倦了，缺少着力点，在不对等的关系里，不一定谁先败下阵来。
警察决定到他家里搜查，屋子里很安静，男主角的日常生活蒙了一层灰，钟点工只要一个小时就能让它恢复原样，暴露在外的凹凸不多，大部分是水泥地板，电视上盖着绣花防尘罩，“这估计是他前妻搞的吧”，一个警察说，只有女人爱用这种破烂，并由此推出他前妻的形象，一个小个头的中年妇女，卷发，多嘴多舌，站在国营商店的柜台后面，柜台下面藏着毛线活，已经是十年前了的形象了，她现在热衷在附近的舞厅跳舞，舞厅和绣花防尘罩继承了同样的80年代韵味。